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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09 0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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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体系的化是整个社会化的先决条件。推翻巴列维王朝后，以霍梅尼为首的者集团致力于实施“法基赫的监护”神权政治理论。1979年3月和12月举行的两次公民投票是者在使“法基赫的监护”合法化和制度化方面所取得的关键性胜利，前者批准建立“共和国”，后者通过了专家会议制定的新宪法。霍梅尼通过这两次公民投票基本解决了国家体系化的问题，新宪法以国家根本的形式将“法基赫的监护”理论、原则确定下来，标志着者在权力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1984年5月结束的第二届议会选举结果是共和党获得胜利；1985年3月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党员哈梅内伊再次当选。

　　共和党一度是集团动员群众的主要政治工具，在1983年人民党被取缔后实际上成为伊朗唯一合法政党。然而，在基本击败反对派后，共和党和政党势力过度膨胀，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国家权力的实际运作上都与“法基赫的监护”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而且其内部的分裂和争吵也危及政权稳定。1986年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联名写信给霍梅尼说，在革命初期，共和党在唤醒民众和挫败反革命与外国阴谋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共和党的存在再也没有初期的那些好处了，相反，在目前情况下，党内的两极分化可能为制造不和与宗派主义提供基础”。于是，霍梅尼下令解散共和党。尽管伊朗当局已于1981年正式公布了“政党法”，但一直未切实落实，因此伊朗共和党退出政治舞台意味着伊朗共和国的政党政治名存实亡。

　　2．国家暴力机器化。者特别重视军队的化，宪法规定，“共和国的军队必须是——支队，即忠于意识形态的、必须由赞成革命的目标并准备为实现这些目标献身的人组成的军队”。霍梅尼对前王朝的旧军队始终不信任，多次清洗，激起一些军官先后4次发动政变，但都被挫败，参与者无一例外均被处死。者还在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附设完全由乌里玛掌控的“政治意识形态部”（或译“政治思想部”），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指导、监督和控制，以确保军警和政府雇员忠于霍梅尼思想。拉夫桑贾尼总统直言不讳地声称：“政治意识形态局是共和国政权必不可少、存亡攸关的基础”。军警和政府雇员须参加“政治意识形态局”所办班的意识形态培训班，并通过相关考试。同时，霍梅尼还在最高防务委员会和海陆空三军、宪兵、警察等机构中派遣自己的代表，这些“伊玛目的代表”相当于钦差大臣，直接向霍梅尼负责。

　　“革命卫队”是者集团于1979年5月组建的武装组织，其最初功用在于抗衡军队、捍卫者的领导地位、反对派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增强共和党和哈梅内伊的实力。根据宪法，“革命胜利初期组建的革命卫队将予以保留，以便继续发挥其捍卫革命及其成果的作用”。卫队发展很快，1979年只有5000人，1981年增加到5万人，1983年达17万人，1985年上升为25万人，1987年又膨胀到35万人。最初，革命卫队只有陆军，1985年9月，为了加强革命卫队的战斗力，霍梅尼下令对革命卫队进行改编，配备坦克、大炮、军舰、战斗机、运输机、武装直升机等大型武器，使得革命卫队拥有了海军和空军，成为拥有庞大兵员、编制完备的一支军事力量。正规军事组织二元化的格局从此正式形成，共和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两支正规军队的国家。革命卫队的招募程序十分严格，必须经过层层筛选和考核，其中包括对《古兰经》及其他宗教知识的考试，入伍后还要接受系统的军事、政治和思想教育。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当局还组建了名为“巴斯基”（Basij）的民兵部队，协同军队和革命卫队与伊拉克作战，战后“巴斯基”民兵保留下来，1993年改组后专门负责维持国内治安。此外，激进派乌里玛集团还拥有非正规武装“”，其主要任务是袭扰政治反对派和维护伊朗社会规范。

　　3．国家行政机构化。包括：内务部负责对官员进行甄别和清洗，把“依据教义行动”、“善良、虔诚的”、“被迫压迫大众服务的”人选拨上来；新设立指导部负责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要求外交部尽全力保护在指导下的国家独立利益。在拉贾伊和穆萨维任总理期间（1980—1989年），中央政府官员已完全实现化，对领袖忠心耿耿。拉贾伊说：“如果我们的基本法仅有一项条款——法基赫，它应值得我们为之流血成河。”穆萨维宣布：“奴仆政府和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的官员要像对待义不容辞的宗教义务一样执行共和党的路线。”

　　4．司法制度化。实施法是化的核心内容。1982年8月22日，霍梅尼指示认线日，最高司法机构宣布废除1907年以来的“非的”法律和法规。8月25日，议会通过刑法，随后得到监护委员会批准。这一194款的法典重新引入诸如鞭挞、断手和石击之类的刑罚，规定死刑适用于敌视线款的规定，通奸者未婚的鞭打100下，已婚的要判处石击（用乱石猛砸），执行石击时，男人被置于坑中露出腰部以上，女性则露出胸部以上。

　　为了使霍梅尼尽快成为法的合格执行者，主要宗教学校加大力量培养法官。最高司法委员会还积极吸收经过宗教训练的青年教士担任法官，以改变世俗法官占优势的局面，同时建立宗教学院培训新法官，提高法官素质。1984年2月，最高司法委员会宣布伊朗司法制约80％已化，已吸收约500名教士服务于司法部门，正在培养约500名合格人才以满足下一步需要。这些措施令霍梅尼满意，因此他同意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意见，统一全国司法体系。1984年11月22日，革命法庭并入司法部，革命总检察院成立。司法体系化的结果是，世俗法官被乌里玛取代，教法和著名阿亚图拉的教令成为法庭审判的唯一法律依据。

　　5．宗教制度政治化。无论是教法，还是宗教领袖，都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与动员群众的作用，结合宗教活动进行政治宣传与具体组织工作，是者手中掌控的重要工具，因此，共和国十分重视加强和利用清线万座，其中城市清线倍。为加强对信徒的教育和管理，霍梅尼回国后不久，宣布恢复“星期五聚礼”制度。他强调：“决不要忽视星期五的聚礼，它反映了礼拜者的觉悟……星期五聚礼是团结的政治仪式，它将保护尊严和保存的团结。”为了全面掌控寺，霍梅尼在所有大小城镇委派“星期五伊玛目”作为他的代表，负责星期五聚礼、布道和政治宣传，并监控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寺在社区宗教、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寺在领拜人的监管下，成为分配定量供给品、动员民众支持政府、收集有关情报的工作中心，也是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中心。1984年9月，组建聚礼领拜人中央书记处。这些情况表明，在共和国政治化的同时，教制度也在政治化，即宗教制度直接上升为政治制度，为政治服务。

　　平民主义主要表现为国家主导的化，主要表现为国家主义（Statism）或曰国家社会主义（Islamic State Socialism）和平民主义。宪法规定：“根据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以创造幸福、消除贫困。消灭在食品、住宅、就业、卫生和普及保险等方面的被剥夺状况。保障在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和防务及其他方面的自给自足。”“伊朗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是有计划地建立在国营、合作经营和私营3种成分的基础上的。国营成分包括所有大工业、重工业、外贸、大矿业、银行、保险、劳动力、水坝、大型水利灌溉网、电台、电视台、邮电、航空、航海、公路、铁路等，这些都是公共财产，属国家所有。合作经营包括城乡中按原则建立的生产和分配的公司和合作企业。私营成分包括一部分农业、畜牧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一成分是辅助国营和合作经营的成分。”《宪法第四章〈经济和财务〉第44条》“尊重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私人财产所有权。”

　　经济的化实际上开始于革命初期的国有化浪潮。1979年6月，伊朗先后把28家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收归国有，7月又对私营的金属工业实施国有化，1980年夏，把4家和国外合资的石油企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到1982年，所有雇用1000人以上的企业已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与国营及外国有关联的企业和财产、逃亡者和被者的财产、大企业等是国有化的主要对象。据一位伊朗经济学家的估计，1983年总劳动力的68%工作于公共部门。到1985年，公有部门控制的大型企业总数为909家。1984年国有企业雇佣43.2万名员工，其中蓝领工人36.9万，白领6.3万，这个数额占全国大型企业雇员总数的72.8%。1985年工业增加值的60%由国营企业提供。到1990/1991年，国营部门的雇员已由革命前的120万增加到470万，其中固定工人有220万。

　　1983年3月通过的政府“第一个发展计划”（1983.3—1988.3），集中体现了激进派乌里玛的经济思想，该计划的内容不但包括国有化、价格管制、补贴和限制贸易等政策，而且还提出使伊朗自给自足、消灭失业和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的目标和计划。五年计划的总投资额为1527.41亿美元，其中石油收入为1200亿美元，占80%。国民生产总值计划年增长为9%，到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计划达到1400亿美元，人均产值为3000美元。

　　在革命与战争的特殊条件下，伊朗经济的国家主义和内向性发展到极致，政府在分配、生产、出口和进口方面的角色大大加强。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的范围相当广泛，并且第一，政府长期对价格进行控制。1987年霍梅尼作出裁决，授权给政府，允许政府对22种商品实行价格控制，可以向商人、公私营企业罚款，必要时吊销其经营许可证。第二，对生产者与消费者提供广泛的补贴。第三，基本的必须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度，其中有香烟、食用油、糖、肥皂、洗衣粉、蛋、鸡、大米、牛奶、肉类、黄油、奶酪、布匹等。经济动员基金组织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管理配给品，寺等负责分发各地定量配给。第四，取消短期利息并对长期红利实行低利政策，限制银行信贷。根据教义和传统，1983年8月30日，议会通过一项“无息银行法案”，规定在12个月的过渡期内，存款人都要把自己的存款分为两类：无息短长期存款和长短期投资存款，而且对存款严加限制与管理，对进口分配限额，1980年，贸易部正式垄断机械、金属制品、纸张、木材、基本食品和纺织品的进口，在全国建立了13个采购和分配中心，掌握出口总值的40%，私商可单独进口，但须有特许证，并以预定价格出售商品。第八，官方汇率固定，币值高估，对外汇的使用和进口都要严格按分配的限额进行。

　　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和国民经济的挤压下，私营业部分被削弱，私有经济全面萎缩，1982年给予私营部门的纯信用贷款为6181亿里亚尔，1988年降为4503亿里亚尔，此间按官方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75.7%，因此事实上给予私营部门的纯信用贷款大大减少。1976年伊朗人口为3370万，人均私有部门资本构成总额为10818里亚尔，1986年人口总数为4940万，人均私有部门资本构成总额为6690里亚尔，即下降了38%。同时，霍梅尼授权政府执行“政府惩罚法”，反对投机和囤积居奇，对商品进行限价，对违法商人、私有业主进行惩罚。私有经济在金融、组织、制度方面，在信心和积极性方面受到沉重打击。即使如此，私有经济在共和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983年私人进口占城乡进口总额的59%，1986年，68.4%的劳动力在私有部门就业。私有部门主要集中在小型项目，多从事非生产性的与商业、服务业、零售业有关的投机活动。

　　妇女着装的化是这方面最显著的标志。1984年6月16日，当局成立“反腐败巡逻队”，专门对付各种“腐化堕落”，缉捕根据教义认为犯有劣行和行为堕落的分子。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使用化妆品、穿短裤或透明尼龙长袍。男女不得混集，除了大学，男女同校被禁止，即使在大学，男女学生也被要求各自坐在教室的一侧，当局为女生设计了带头罩的深色校服。政府鼓励妇女不要寻找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准则和价值观，妇女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宝贵的母性功能，养育活泼、积极的人类”。在某种条件下给予妇女以离婚权和建立专门家庭法庭的1967年家庭保护法被宣布为非法，一夫多妻合法，同时，只有丈夫同意才可以离婚，女子结婚最低年龄由16岁降至13岁。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30年代，礼萨·汗以武力强迫妇女摘下面纱，80年代的共和国以同样的手段，要求妇女在工作和公共场合一律戴面纱、穿黑色长袍。

　　8．教育化。教育领域当局的主要措施是在师资方面以忠于霍梅尼主义的教士取代世俗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教育方面以主义取代君主主义和东西方“文化帝国主义”。高校化是整个教育系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1980年5月，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该委员会在高校大规模清洗“非分子”，甚至一度关闭了所有大专院校。1982年10月，大学在关闭两年之后重新开放，当局对重新开放的大学生和教授进行审查，着重考察对神权政府的看法，迫使大批专家教授外逃。德黑兰大学原有2000名教职人员，经清洗，调离或出逃后，到1982年底仅剩下400人。流亡国外200多万伊朗人中，知识分子占相当一部分，仅流亡的医生就有2万人。同时，当局为学校重新规定了课程，编写新教科书或依据教义修订旧教科书，将与信条相违背的内容删去，用概念取代西式名词。当然，类似的改革也贯彻到中小学教育，主要是清理教师队伍，加强对阿拉伯语和史之类的中小学课程。

　　文化革命和大学改革运动不仅清除了和人民圣战者，而且重新构建了教育体制，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教师和管理者被要求充当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形态的传播者，否则将被开除；国家鼓励学校里建立的学生协会向当局检举异端教师和管理者。1983年12月，恢复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但入学条件变了：学业优秀不再是唯一的入学标准；还要求对革命的忠诚和当地教士的推荐信。自愿参加对伊拉克战争者，通晓教规者优先入学。

　　由于执行严格的宗教和政治标准，大学师生数有所减少。据官方数字，“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个学年1979/1980学年，全国有175675名在校大学生，35559名大学生毕业，而在“文化革命”后的第一个学年1979/1980学年，在校大学生仅为117148人，毕业5973人。1979/1980学年伊朗大学学生总数为16222人，1982/1983学年减少到9042人。1987/1988学年，667000名申请者中仅有65000人获准接受高等教育，1989/1990学年，752343名中也只有61000人进入大学。

　　因此，革命后伊朗同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总体上关系紧张，而同情和支持第三世界、鼓动民族解放运动则是伊朗共和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特征。此外，共和国致力于输出革命，宪法总纲中说：“所有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共和国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民族的联合和团结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革命卫队的纲领也公开宣称：“保卫革命成果，努力根据正统的教准则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这是革命卫队的目标。”为此，伊朗当局成立世界革命办公室（the Office of Global Revolution），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

　　总体上来看，伊朗共和国的全面化，完全体现并贯彻了霍梅尼主义的思想主张。当初，这种思想主张吸引并抓住了对巴列维王朝的腐败统治极为不满的伊朗民众的心灵，激励着他们前赴后继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击败了各种教俗反对派，希望实现霍梅尼主义所描绘的理想天国。然而，革命胜利之后，当伊朗共和国将这一美妙方案付诸实践之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现代社会和国际关系运行的内在固有规律，构成了共和国迈向乌玛天园途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共和国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重重困难，令人向往的乌托邦陷入尴尬境地。

　　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其核心是神权与人权、极权与民主的悖逆冲突。作为一种的政治意识形态，霍梅尼主义的根本特点在于主张神圣的“唯一性”，它强调的绝对主权，强调沙里亚的绝对权威，强调法基赫作为的代表，全面监护社会与个体按照天启法律的要求而生活。这种思想主张落实到政治实践上，或教政合一，一教独存，领袖极权。因此，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带有神权主义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特点，集中体现于法基赫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乌里玛对国家无所不在的控制。另一方面，共和国通过选举、公民投票等方式体现了共和制的现代色彩，并一再要求政府官员尊重民意、为人民服务。共和制的现代色彩似乎也可以解读为某种程度的人民主权和民主。伊朗共和国政治体制所蕴含的这种悖论，既是的逻辑结果，也是伊朗革命本身的产物，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奇特的双重权力结构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派别斗争，威胁共和国的稳定。

　　在经济方面，霍梅尼认为伊朗经济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优于两者的“健康经济”。他说：“不赞成专制的资本主义，因为它倾向于剥夺受压迫的大众。”“教也不是类似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政府体制，后者谴责私有制，宣扬不同程度的公有制。”伊朗则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与公平相冲矛盾，“然而，共和国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私有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其存在的适度的体系，它是推动健康经济的车轮，而这是健康政治体系所必需的。”霍梅尼要求人们“承认并尊重在制度之内的合法私有和私人资本”，强调“经商是一种高尚行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经过化改造后，共和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国家社会主义与传统小私有经济的混合体制。保守与激进的双重内涵，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对这种体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对于保守的上层乌里玛和巴札商人而言，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允许私营利润；而对于激进的年轻教士和普通民众来说，意味着维护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分化。经济体制的这种内在冲突使得共和国的经济政策与运行充满争论与摇摆，难以驾驭复杂的现代国民经济，因此，共和国的经济模式虽然用意良苦，结果却有违初衷。

　　从1979年9月17日革命委员会制定第一个关于转让和垦殖土地的法令，到1986年10月30日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一个关于转让土地后暂时由农民耕种着的土地草案，共和国在7年的时间内总共制订了8个有关土地转让和垦殖的法令。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改革的议程一再遭到神职人员和地主的反对，教士控制的监护委员会，一再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否决议会提出的土地改革法案，土地转让的范围一再缩小，甚至“白色革命”前的宗教地产和大地主土地都不得转让，“白色革命”中出售给农民的宗教地产发还给宗教基金会，最终在第8个法令中，土地转让和垦殖的范围仅限于国有荒地和革命中农民抢占的一小部分土地。然而，就是这个涉及范围已经最小化、已经最大限度地照顾宗教界和地主利益的法案最终基本上是以无果而终。

　　据统计，到1985年11月共转让给农民682766公顷土地，其中471926公顷为荒地，52886公顷为革命后没收来的土地，157954公顷为地的土地。这些土地分给了12339个合作社中的87243户农民。即使按照1986年10月30日通过的法令，在应该转让给农民的土地范围内，大约有80万公顷耕地原由地主所有，现由大约12万农户耕种着，而当时全国共有农户大约450万，耕地1300万公顷，应该转让的80万公顷仅仅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左右。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问题远没有解决。

　　为了呼唤起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对政权的支持，霍梅尼曾经对农民说：“在国家统治期间，你们消极怠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是为错误的目的而工作。今天却不是这样，你们在为而工作，为而工作。”尽管共和国政府做出了努力，但农民的失望和灰心是明显的，因为他们看到，一座失势的地主重新夺回了土地和财产，并把农民赶出村庄，而这一切都是在神职人员和司法安全部门的帮助下进行的。农民不愿意继续沉默、忍受下去，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械斗。

　　土地改革肯定有利于贫苦和无地的农民，有助于增加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但革命后实现这种改革的政治条件比革命前要不利得多。“监护委员会”的多数人都不同意进行土改，改革方案难以在他们那里通过。虽然有些政治家和社会人士一再批评土地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并且指出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但多数神职人员并不认同，如库姆理论学校教师联合会的秘书阿亚拉扎·阿里扎德·格密什称：“土地问题已完全解决了。土地问题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而且土地肥腴，没有必要进行分配土地工作。”

　　1986年10月30日法令通过以后，事实上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因为法令只涉及80万公顷左右耕地的所有权问题，而这些土地近年本来已由农民占有和耕种着。原来的宗教地产和属于国王统治时期旧官员的大部分肥沃耕地由“被剥夺者基金会”之类的宗教组织管理着，该组织和类似机构都强烈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如同巴列维“白色革命”期间的土地改革一样，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同样没有进展，甚至比巴列维时代有所倒退，这大大阻碍了共和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的发展。

　　在外交领域，共和国推行反殖、反霸、反西方和输出革命的对外部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既是巩固政权的工具，也是伊朗所追求的国家目标，是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果，是共和国领袖们基于政权利益而界定的目标选择。与巴列维时期相比，革命后伊朗的对外政策无疑出现了大转向，凸显出国家目标和利益将因政权的更迭而转变。共和国的这种对外政策落到实处，必然会导致四面树敌。备受革命挑战的阿拉伯君主和其他国家、被霍梅尼视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共同国际通缉和不愿同支持美帝国主义接触的国家，都一度对共和国的政权充满敌意，这就使得伊朗外交举步维艰。霍梅尼时期，发生了3件涉及伊朗利益的重大国际事件：扣留美国人质危机（1979—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79年）和两伊战争（1980—1988年）。人质危机和阿富汗战争使伊朗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极度紧张，萨达姆乘着伊朗的外交困境悍然发动的两伊战争，不仅导致双方的惨重损失，而且置伊朗于世界更为孤立的境地。

　　两伊战争的长期化以及在国际上的孤立，极大制约了伊朗的外交，并迫使它走向反常。伊朗在战争中需要武器补给，开始是通过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驻法兰克福的代表处，在欧洲黑市购买高价格的武器及配件。从1981年开始，伊朗就一直秘密从以色列进口武器。霍梅尼解释说，与的敌人打交道是为了事业的长远利益，为了维护和扩大世界，可以不择手段。同时，伊朗还尝试同美国进行接触。1985年7月，霍梅尼接见伊朗驻北美、南美和西欧的大使时说，为了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为了伊朗国家的利益，“如果华盛顿表示愿意改变它的政策，同美国进行接触也是可以的”。于是，伊朗派员展开活动，经沙特阿拉伯大商人哈绍吉介绍和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金奇的穿针引线，美国开始陆续向伊朗提供了一些武器及配件。（其中有“陶”式反坦克导弹、“响尾蛇”式导弹、“小牛”式空对地导弹、“集式”防空导弹、直升机与战斗机零部件，用于修理美制坦克与大炮的零部件、弹药）。作为交换，伊朗施加影响，让两名黎巴嫩被劫机犯释放了3名美国人质。1986年9月，蒙塔泽里女婿的兄弟，一位伊朗解放运动“伊朗解放运动”办公室主任的迈赫迪·哈什米，向黎巴嫩《帆船》周刊透露，伊朗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1986年5月曾秘密访问德黑兰，同伊朗外交部、议会和军队的官员举行了4天的会谈，伊朗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据拉夫桑贾尼说，伊朗向美国购买了200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霍克”式防空导弹的零件。伊美以人权换武器的秘密交易传出，引起轩然，此即“伊朗门事件”①。此事令美伊当局十分尴尬，伊朗一直信奉誓旦旦决定不同美帝国主义接触，美国也曾通过议会立法“武器禁运”和不再支持的伊朗共和国接触，这下真相大白，一片哗然。蒙塔泽里的亲信在国内散发小册子，指控有人偷偷摸摸地同美国接触，背叛革命。伊朗议会有8名议员联名给议会写信，要求对传闻有人间同美国接触一事进行调查。霍梅尼对此极为震怒，警告他们“不要制造分裂”，并以“叛国杀人、绑架和伪造证件”的罪名下令处死哈什米。“伊朗门事件”表面上看是伊朗为了战争需要不得不委曲求全，与虎谋皮，实质上凸显了共和国追求国家利益与革命理想之间的困境。

　　伊朗的输出革命政策，无疑会影响伊朗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共和国本身又面临着保持革命成果的外部环境问题，这是一个矛盾。如何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适当加以调节，一直是伊朗当权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位伊朗官员说，伊朗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须以输出革命为基石，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在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帮助全世界，特别是中东的反对派运动是我们职责；另一部分人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同各国现有的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能够和平地把这里发生的伟大的复兴运动的信息传播出去”。

　　面对困境，霍梅尼不得不对共和国的内外政策做出一些调整。例如在1984年10月，他就外交问题做出了新指示，强调要与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在这一新指示的指导下，当时的总统哈梅内伊、议长拉夫桑贾尼、外长维拉亚提等领导人在1984—1988年间分别访问了日本、中国、非洲、东欧、西南欧等国家和地区，开创了伊朗外交所谓的“开放”阶段。霍梅尼的外交灵活性还表现在1988年伊朗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宣布与伊拉克停火。接受598号决议为伊朗开启了与邻国改善关系的大门。到1988年底，伊朗已经与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

　　当初，政府严格控制文化娱乐活动，要求每一位严格遵守教规戒律，过朴素的清教徒生活，但广大民众不可能长期过着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政权有限放松了对文娱活动的控制。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电视台增加了文娱节目，放宽了对国外影片的播放（仍限于教法和传统伦理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对居民在室内奏乐乐器、唱歌、打牌、下棋之类的文娱活动也不加干预（直到1988年才明文取消禁令）。1987年12月，霍梅尼发布教令，承认电影除了具有宣传政治思想、传播宗教道德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娱乐、启蒙的功能，默许了电影的娱乐性。1988年1月，霍梅尼允许不戴面纱的妇女形象在电影中出现。伊朗电影因此而繁荣起来，成为世界上的电影生产大国。1988年10月，霍梅尼发布命令，允许私人购买音乐器材，允许下棋、打扑克。这些事实表明，宗教功课不能代替人民的文化生活，宗教意识形态也不能完全支配信徒的世俗思想。

　　对知识的轻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大批知识分子逃亡国外，使革命之后伊朗的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出现了大倒退。改变对知识分子和科教事业的政策，成为政府反思和重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1982年开始，伊朗共和国领导层就有人呼吁，为了政权和国家的利益，应该软化意识形态的立场，停止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号召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服务。最终，霍梅尼发出指示：不管是否为国王做过事，也不管他是否倾向政权，只要他爱国，愿意为祖国服务，就应该欢迎他回来。为了表示政策转变的诚意，伊朗政府解散了学校、医院、学术机构等单位里的清洗组织，对大部分被无辜监禁的知识分子实行大赦。伊朗政权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恢复了高等教育。1983年9月，伊朗的大学重新开学。总理穆萨维在庆祝大学重新开学的典礼上意味深长地说：“光喊口号是不能获得独立的……我们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培养专家，他们才能决定国家的未来。”

　　在经济政策上，政权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主张实施国有化，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限制私人剥削，建立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坚持实施土地改革；扩大税收范围，特别是提高商人缴纳的税率；取消金融的利息制度。另一派则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主张鼓励私人资本，坚持按教法征收赋税，反对取消利息制度。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使伊朗政府的经济政策无所适从。为了缓解经济困难，最高领袖不得不委托政府，1984年10月31日，霍梅尼对新内阁说，“让那些受到不信任的为国效劳的商人有为国效劳的自由，不要什么都实行国有化”。后来，霍梅尼在遗嘱中又重申，要尊重教所允许的私有财产，使人民敢于投资，从事建设性活动。这意味着伊朗政府对私营部门政策的局部调整，其目的在于希望利用私营经济帮助伊朗摆脱经济困境，也希望政权继续获得中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的支持。有学者认为，最初，共和国遵循“社会正义第一，繁荣次之”的原则，但是面对生产下滑、失业增加、持续通货膨胀、私人投资减少、物资缺乏、居民收入日益减少等情况，“社会正义”在实际上已让位于“迅速的经济增长”③。

　　1979年到1988年间，革命和战争主导着伊朗，革命的狂热和战争环境掩盖了社会经济危机，也抑制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分歧。然而，1988年两伊战争停火后，“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益趋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问题的思想分歧而加剧”。面对内外困境，面对务实派与急进派的分歧争论，作为领袖的霍梅尼一方面在两者之间进行着“调节器”和仲裁者的角色，表现出一种超然和宽容的态度，同时，也尝试着启动了些许政治变革的进程，1988年10月，伊朗新闻部长雷沙里授权声明，伊朗政府将允许非政党活动，只要各政党表示它们致力于制度，并在行动中遵守它们的诺言。1989年1—2月，为缓解国内矛盾，霍梅尼分几批先后赦免了数千名在押犯人。然而，这种有限的政治争论和政策调整很快显露出它的政治原则与底线。随着革命进入“热月”阶段，两伊战争结束，霍梅尼逝世，“法基赫的监护”体制危机便暴露无遗。

　　2月11日，伊朗纪念革命10周年，蒙塔泽里在圣城库姆接见群众时，不仅对庆祝活动本身颇有微词，而且对过去10年的政策失误和极端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指责由于内政部极端主义、政府和政府管理水平低下，伊朗未能实现其革命目标，广大群众对现政权感到失望；伊朗在战争问题上的僵化立场和空洞口号，使世界感到畏惧，导致伊朗国际处境十分孤立。作为霍梅尼的法定继承人，蒙塔泽里对现状不满早有传闻，但如此公开的指责还是第一次。

　　2月22日，霍梅尼发表讲话，指责蒙塔泽里等人的言论旨在讨好国内的自由派分子，并声称：“只要我活着，我就决不会让这个国家落到异教徒的手中，不然我也决不会放弃‘不要东方，不要西方’”的原则。3月下旬，当蒙塔泽里写给霍梅尼的一封信在和BBC先后曝光之后，霍梅尼一改往日态度，对蒙塔泽里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指责“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人受到伊朗共和国敌人的影响而变成了自由党人和伪君子们的发言人”。几天之后，在霍梅尼的压力下，蒙塔泽里公开发表声明，辞去了领袖继承人一职。

　　1989年6月3日，霍梅尼逝世。6月4日，“专家委员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推选总统哈梅内伊为“领袖”。7月30日，时任议长拉夫桑贾尼当选伊朗共和国第五任总统。8月16日，卡鲁比当选第三届议会议长。“第二共和国兴起取代了第一共和国”，伊朗由霍梅尼时期进入哈梅内伊时期。以1997年5月的总统大选作界标，哈梅内伊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时期（1989—1997年），第二个阶段是哈塔米任总统时期（1997—2005年）。

　　霍梅尼逝世及此后宪法的修订为伊朗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面临战后的重重困境和国际形势的骤变，伊朗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对过去较为激进的政策进行局部调整，内政外交趋向温和。如果说霍梅尼时期的政策基调是激进化的话，那么哈梅内伊时期的政策基调则是困境中小心翼翼的改革，带有某种非化的趋势。在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权力组合的前期，两位实权派人物配合较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困境和外部压力，但到了后期，两者摩擦逐渐增多。到哈梅内伊—哈塔米阶段，由于哈塔米总统的改革口号更响，政教关系更加紧张，严重影响了伊朗内政外交的稳定。

　　按照1979年宪法的规定，“领袖”不但要德才兼备，众望所归，而且必须是“仿效的源泉”即具有最高宗教职位和权威。当时，伊朗境内尚有几位大阿亚图拉即“仿效的源泉”在世，而哈梅内伊却不在其列。尽管他是霍梅尼的得意门徒，在革命中功劳不小，曾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市教长、共和党和党，并且时任共和国总统，但当时他的宗教职位只是中级的“霍贾特”，连阿亚图拉都不是，遑论在信徒中享有权威的“仿效的源泉”。显然，专家委员会选定不具备宗教权威的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并非出于其宗教身份的考察，而是看重他的政治立场和才能，以利于继续推行霍梅尼的政治路线，这完全是

　　其实，即使抛开哈梅内伊继任的合法性不说，即使领袖由“仿效的源泉”来担任，领袖的职权也存在靠诸多教法上的矛盾与争论。在伊朗什叶派历史上，在伊玛目遁世之后，绝少出现只有一个宗教权威的局面，也就是说，通常会有数个“仿效的源泉”并存，他们都是宗教权威，都会受到信徒的尊奉与追随。按照1979年宪法的规定，领袖由“仿效的源泉”来担任，那么，在多个“仿效的源泉”并存的情况下，作为领袖的“仿效的源泉”，其宗教权威是否就高于其他“仿效的源泉”呢？宪法对领袖权力的规定仅仅是法律上、政治上的，并不具有宗教上的效力。

　　在共和国之前，伊朗从未实行过法基赫监护体制，在革命前后，这一体制也一直异议不断，尤其是遭到部分宪法学界内部人士的抨击。比如，大阿亚图拉侯赛尼亚·马斯杰达生前就始终认为：“法基赫的监护”与什叶派传统不符，在非紧急状态下，宗教领袖不应该干预政治，而应该潜心研究教义，指导信徒的宗教生活。还有一些人，虽然主张宗教界干预政治，总体上认可“法基赫的监护”体制所体现的神权统治，但对于领袖职位的设定及其权力范围颇有异议。比如，阿亚图拉穆塔泽里认为，领袖并不具有超越其他教法学家之上的宗教权威，在“法基赫的监护”体制中，能够代行神圣职权者应该是整个教法学家团体，而非领袖个人。蒙塔泽里人这一基点，基点在于质疑领袖的宗教权威，其结论是否定领袖的政治权力。

　　首要的问题就是领袖的继承人选。如果完全遵循1979年宪法的规定，在霍梅尼的追随者和门徒中，没有人具备宗教权威的资格，而几位在世的“仿效的源泉”又难以保证继续推行霍梅尼的政治路线，因此，当时显然没有合格的新领袖人选。而如果按照宪法设计的另一路径，组成多人“领袖委员会”，虽然有可能化解这一难题，但这样做却势必会加剧霍梅尼逝世后的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和最高层权力之争。几经权衡，专家委员会虽然确定了新领袖人选，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

　　新宪法除了特别规定信仰、体制、教规、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修订之外，有几点重大变动。第一，在关于“领袖”的条款中，不再设立“领袖委员会”，取消“领袖”必须得到“大多数国民承认和接受”及必须是“仿效的源泉”的规定。第二，设立了由领袖任命的“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同时授权他在与“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还负责仲裁议会和监护委员会在立法上的冲突，仲裁结果交“领袖”批准后生效。第三，撤销了总理职位，由总统担任“部长会议”首脑，负责领袖执掌之外的行政权。第四，设立“司法总监”取代“最高司法委员会”执掌司法机构，作为司法最高首脑的“司法总监”，由领袖任命，任期5年。最高法庭院长和总检察长由司法总监任命，任期5年，司法部长由司法总监推荐，总统任命，负责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关系。第五，取消最高国防委员会，设立由总统主持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在领袖确定的范围内制定国防和国家安全政策。

　　1989年修宪解决了霍梅尼的继承人危机，为哈梅内伊这位新领袖提供了合法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基赫监护体制的内在矛盾。修宪后，担任领袖的条件大大降低，国家最高政治领袖不必是最高宗教权威，其宗教合法性自然削弱，在逻辑上出现了领袖职位世俗化和国家以宗教权威或执掌政治权力，现在，领袖可能不具有宗教权威，其政治威望必然要大打折扣，同时新宪法显著加强了总统的行政权力，使得非民选的总统在政治上合合法性和权力方面有可能出现竞争与冲突。可以说，修宪虽然解决了一时的困境，却播下了新的结构性政治危机的种子。

　　哈梅内伊原本就是激进势力中的一员，作为霍梅尼的继承者，作为神权制度的最高代表和最大得利者，他必然要维护法基赫监护制度，坚持的根本方针，继续推行霍梅尼路线，防止伊朗社会的“西方化”。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哈梅内伊能够继承领袖，表明统治集团看重的首先是其政治才能，而非宗教身份，这就注定了他在执掌最高权力时宗教因素会少于霍梅尼时期，而现实政治的考量会有所增加。同时，由于哈梅内伊拥有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威望无法与霍梅尼相比，新宪法也使总统集于宗教领袖一身的权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分散，这种现状决定了他不可能像昔日的霍梅尼那样强硬和独断，国家的现实困境也使得他必须尽可能固守霍梅尼路线，但又必须作出某种务实的回应。

　　拉夫桑贾尼是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又一位权势人物。虽然按照宪法的规定，在法基赫监护体制中，总统作为执掌行政权力的国家第二号人物，要受到领袖和议会等方面的诸多约束，并不能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与霍梅尼时期相比，总统与领袖的权力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同样作为革命功臣，拉夫桑贾尼的宗教、政治资历和威望并不逊色于哈梅内伊；另一方面，修改宪法后总统权力有所上升，尤其是取消总理职位后，行政权力相对集中于总统，使得总统成为最高行政首脑，成为共和国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之一，这些都有利于务实派代表人物拉夫桑贾尼实施自己的内政外交主张，重新推行一度被霍梅尼中止的改革。

　　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内外交困局面，新政府尤其是拉夫桑贾尼总统强调务实，对霍梅尼时期的激进路线进行局部调整。拉夫桑贾尼宣称不能教条，不支持极端主义，主张“新现实主义”，提出“十年重建”的口号，以重振备受革命与战争摧残的经济。同时，拉夫桑贾尼认为，“目前这个时代是建立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系的时代，如果我们中断了这种联系，就无法生存，我们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树敌”。显然，新政权希望能够摆脱当前的国际孤立局面。

　　拉夫桑贾尼宣称：“没有生产能力我们能有独立吗？如果我们总是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得到小麦、肉、工业零件、机器以及技术工人，我们将一无所有——没有政治独立，也没有经济独立。”为了改变盲目国有化和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危机，加快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新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推行一定程度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实行较大规模的私有化战略。1991年4月，政府颁布法令，决定对国有企业逐步实行私有化，要求在政府机构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把国有企业33%的股份转让给企业职工，其余的67%进入股票市场。这一改革法令很快得以推行，到年底，进入股票市场的国有企业达到261家，股票的票面价值达3.58亿美元。1992年3月底，77家工厂出售给私人，政府因此而收回了370亿里亚尔的资金。此外，政府还宣布对部分矿业及重工业实行私有化。

　　1993年12月，拉夫桑贾尼发表谈话说，“我们不应使我们与美国公司的关系遭到破坏，因为我们的工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仍依赖美国的技术。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减少依赖性”。为了推动经济重建，伊朗加速了经济对外开放步伐，积极吸引外资。伊朗在基什岛、格什姆岛、查赫巴尔等地先后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免交个人所得税、免纳关税、减免增值税、提供低价能源等优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办厂。伊朗把自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增加到8.5亿美元，以扩大自己在该组织内的影响力。伊朗的经济开放政策取得了较大进展。尽管美国在1995年5月和1996年8月先后制定法案，禁止美伊经贸往来，并制裁在伊投资较大的外国公司，美伊仍处于相互隔离状态，但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俄罗斯积极回应伊朗的新举措，进军伊朗市场。1993年，日本向伊朗提供4.6亿美元的贷款，资助伊朗建设电厂。1989年6月，伊朗议长访苏期间，双方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涉及金额约60亿美元。1995年1月，伊朗同俄罗斯签订协议，由俄罗斯提供设备，改造伊朗布什尔核电站。9月，两国又签协议，由俄罗斯在伊朗南部再建两座新型轻水反应堆核电站。12月，双方签署了一个为期10年的多领域合作协议。

　　为了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外部政策环境，配合经济重建和吸引外资，伊朗新政府还局部调整了对外交政策，伊朗试图远离与自已有牵连的一些组织的激进活动，塑造自己爱好和平的新形象，一些当权人物还公开谴责劫持人质等恐怖行为。例如，拉夫·桑贾尼总统指出，“劫持人质是错误的，我们承认这一点。”1990年4—5月，伊朗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得一些在黎巴嫩被绑架的西方人质相继获释。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伊朗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支持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同时，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展开军事打击，呼吁和平解决危机。伊朗的外交新动向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积极评价，赢得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好感。1990年9月，伊朗与英国恢复外交关系，10月，欧盟正式取消与伊朗进行高层次外交接触的限制，12月，伊朗外长访问法国，谋求恢复两国正常关系。与此同时，伊朗与同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得到改善。苏联解体后，中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真空，伊朗利用自己在历史、宗教、种族和地缘上的优势，迅速扩大了在中亚的影响。它通过支持各国的政党，直接插足中亚的政治发展；同时，通过宗教与文化渗透，鼓动中亚的复兴。伊朗拨出巨款帮助中亚各国发展教育，赠送《古兰经》，援建寺和宗教学校，派遣大量传教士，鼓励这些国家的人到伊朗学习和培训，并建立卫星系统，使用当地语言向该地区播送伊朗广播电视节目。除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伊朗更是积极拓展在中亚的经济活动，构筑区域经济组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目前在中亚主要有两个区域组织，一是经济合作组织（ECO），二是里海国家集团。其中，经济合作组织影响较大。该组织由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1965年创建，曾一度停顿，1992年恢复后，逐步吸收中亚五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参加，成为一个拥有2.5亿～3亿、700万平方公里、10个成员国的中西亚区域经济组织。伊朗是经济合作组织中最核心的力量。它特别强调要把该组织的特性、拉夫桑贾尼在该组织第一次首脑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合作精神基于我们的宗教和《古兰经》。伊朗希望以此建立起一个西起欧洲边缘、东到南亚次大陆、北及中亚和高加索的共同市场，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此外，伊朗还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以及俄罗斯构筑了里海国家集团，以开发、利用、保护里海资源，拓展各国经贸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霍梅尼去世后，伊朗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对此，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5月6日评论说，“我们观察伊朗革命的偶像已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革命的刀锋最终已变钝，变革的迹象已到处可见”。在英国出版的《中东经济文摘》甚至认为：“伊朗社会正日益世俗化，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如果说当年蒙塔泽里因主张私有化和弱化对反对派的而未能最终成为接班人的话，那么现在当拉夫桑贾尼推行较灵活的内外政策时，失去其领导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过去要小得多。

　　经济上，共和国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化政策。尽管宪法在经济方面的条款也有所修订，但仍然明确规定反对垄断、投机、放高利贷和非法交易。在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同时，政府并不再采取措施限制私营和民间交易。1990年1月，议会通过法律，规定凡通过囤积和高价积累财富者，可依据第47条判处的“经济”可以判处死刑。1994年，伊朗司法部门声称，一旦发现牟取暴利和投机商犯有“破坏正当商业行为”的罪行，就将处以死刑。当年，政府成立反对牟取暴利特别委员会，对产品制造、分配和销售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监督，以确保获得合理的价格。

　　同时，伊朗对外部尤其是西方依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海湾危机发生后，面对海湾地区的严峻局势，1990年9月，哈梅内伊发表了如下讲话：“这个地区的安全是这一地区国家的事，你们美国人是石油的买主，这些石油属于这些国家，所以你们最好置身事外不要干预它们。如果你们现在认为这一地区不安全，那么你们应该对此负责。正是你们武装了伊拉克，并且鼓励他（萨达姆）狂妄自大进攻科威特……那些允许侵略成性的美国来这里追求它的自我利益的政府完全是可耻的。”海湾战争爆发后，哈梅内伊宣布，“同西方国家作战，并把他们从阿拉伯半岛上赶出去将是一场圣战。”哈梅内伊的这一立场，既表明伊朗强硬派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不妥协，也印证了伊朗的对外缓和是有局限的，还暴露了伊朗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哈塔米被认为是一位温和派和神职人员，1943年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曾在库姆学习神学，后进入伊斯法罕大学攻读哲学，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积极参与革命，1980年当选为议员和议会外交委员会委员，1983年出任伊朗文化和指导部长，10年后因时常遭到保守宗教学者的指责而被迫去职。后被拉夫桑贾尼总统任命为总统文化顾问，同时兼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职。哈塔米能操流利英语、德语和阿拉伯语，著述颇丰，在伊朗学术界影响较大，但在政界并没有多少名气。

　　面对不利的竞争态势，哈塔米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建立更美好的伊朗”的竞选口号，并在其竞选纲领中强调政治改革。他主张实行“法治”，认为“必须严肃地把宪法当作社会和法律的秩序的规范，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主张建立负责任的政府，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服务于民，其次是克服自由和自由思维的障碍”“防止道德和社会腐败”；强调实行“民主”，承认伊朗的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呼吁重建“公民社会”，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每个社会的活力依靠公众对计划制定与执行的参与程度，为了保证这种参与，个人必须感到安全，并对制度抱有必要的信心。人类至高无上的特质就是思维，因此必须为人类自由地思考和安全地表达开辟道路。思想从来就不受约束，即使在最压抑的环境下，思想也不能被套上枷锁”，因此，应该尊重人权，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此外，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伊朗民众对于革命以来“法基赫的监护”体制的运行不满，渴望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希望一场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的改革运动，改革派的崛起也与革命20年来伊朗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共和国遵照传统鼓励生育，因而在20年内人口翻了一番，1997年大选时已达6000多万，其中79%受过教育，51%在20岁以下。这样一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居多的入口结构，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对巴列维时代的腐败和当初革命的激情已经没有多少感性认识，他们体会到的是只有与生俱来的生存艰辛和生活困苦，这种感觉是政府的革命宣传所难以抵消的，因而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改变现状，追求自由、富裕的生活。

　　哈塔米被认为是一位温和派和神职人员，1943年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曾在库姆学习神学，后进入伊斯法罕大学攻读哲学，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积极参与革命，1980年当选为议员和议会外交委员会委员，1983年出任伊朗文化和指导部长，10年后因时常遭到保守宗教学者的指责而被迫去职。后被拉夫桑贾尼总统任命为总统文化顾问，同时兼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之职。哈塔米能操流利英语、德语和阿拉伯语，著述颇丰，在伊朗学术界影响较大，但在政界并没有多少名气。

　　面对不利的竞争态势，哈塔米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建立更美好的伊朗”的竞选口号，并在其竞选纲领中强调政治改革。他主张实行“法治”，认为“必须严肃地把宪法当作社会和法律的秩序的规范，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主张建立负责任的政府，认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服务于民，其次是克服自由和自由思维的障碍”“防止道德和社会腐败”；强调实行“民主”，承认伊朗的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呼吁重建“公民社会”，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每个社会的活力依靠公众对计划制定与执行的参与程度，为了保证这种参与，个人必须感到安全，并对制度抱有必要的信心。人类至高无上的特质就是思维，因此必须为人类自由地思考和安全地表达开辟道路。思想从来就不受约束，即使在最压抑的环境下，思想也不能被套上枷锁”，因此，应该尊重人权，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此外，

　　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伊朗民众对于革命以来“法基赫的监护”体制的运行不满，渴望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希望一场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的改革运动，改革派的崛起也与革命20年来伊朗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共和国遵照传统鼓励生育，因而在20年内人口翻了一番，1997年大选时已达6000多万，其中79%受过教育，51%在20岁以下。这样一种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居多的入口结构，意味着大多数年轻人对巴列维时代的腐败和当初革命的激情已经没有多少感性认识，他们体会到的是只有与生俱来的生存艰辛和生活困苦，这种感觉是政府的革命宣传所难以抵消的，因而他们本能地倾向于改变现状，追求自由、富裕的生活。必然受到掣肘，难以施展抱负。

　　2004年1月11日，保守派控制的监护委员会审查议会选举候选人资格，以违反教义和宪法的罪名取消了3000多人的参选资格，其中包括80多名改革派重量级议员。改革派进行反击，60多名议员在议会举行和绝食，100多名议员签名辞职。伊朗的这场政治危机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面对改革派的强烈抗议，哈梅内伊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批评议员的辞职是非法的。在领袖的压力下，改革派宣布停止抗议活动，但将议会选举。选举虽然得以如期举行，但除了哈塔米领导的政党外，所有改革派政党包括550名已经获得参选资格的议员，都了这次选举。选举结果是保守大获全胜，改革派派彻底失去几年来在议会的优势地位。

　　以领袖为代表的保守派的钳制和反击，使得改革派的地位实际上十分脆弱，哈塔米的政治宏图屡遭打击，使得改革派长期施政却碌碌无为的结果必然要影响伊朗的社会心理和舆情，民众的选择就会逆转。在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强硬派候选人、贫民出生的内贾德出人意料地战胜了老牌温和派代表人物拉夫桑贾尼，组建新一届政府。伊朗政局的新变动再次令世界瞩目，而内贾德上任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激进、强硬的讲话，更让世人担心伊朗是否会重归旧途。

　　就现状而言，伊朗共和国的方向与前途仍然难以确定，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正如一位伊朗改革派记者所言：“我们见证了的衰落。20年前我们开始了的试验，我们现在看到了结果。对异议是有效的，对革命和战争是有效的，但对社会发展却是不利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在社会建立在的基础之上。未来，伊朗有可能趋向温和与改革的方向转变，但是内部与外部的条件使人们不能对这种转变感到过于乐观。”

　　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最早诞生的西欧凭借其优势的生产力，不断对外进行殖民扩张，逐渐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这一进程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构成了所谓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形成过程，最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终于联为一体。与此同步，西欧、北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断向全球扩散，扫荡前资本主义的因素，使得西方自由主义体系逐渐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然而，在这一主流体系之下，一些结构性矛盾仍然难以消除。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根本性矛盾在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力浪费的同时，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层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在全球性的生产分工中，现代化的边缘地区始终处于中心地区的控制和盘剥之下，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日益狭小的世界市场的争夺演化为日趋激烈的霸权斗争。20世纪初，由列强争霸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展示了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主流体系的各类矛盾。

　　马克思主义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窥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最终消灭阶级对立，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理想社会。同时，它以阶级革命相号召，寻求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提倡跨越国界的世界革命，以改造现存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意识形态指导下取得政权的苏联，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作为当时国际主流体系的挑战者角色，成为一种西方主导体系和进程的解构性力量。在短期接触交锋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初步尝试合作失败，双方处于实际的隔离对立状态。一方面，苏联在初步尝到革命甜头之后，忙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苏联在初步形成非资本主义模式后，西方主流体系先是忙于应对战争的创伤，继而穷于应付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法西斯运动的挑战。最终，出于维护自身生存的需要，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苏联在二次大战中携手结盟，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

　　以反法西斯联盟胜利而告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历史进程。经过这场大战的洗礼，美苏崛起为实力远超其他列强的一流大国，从而彻底打破了延续几个世纪的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奠定了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大战后期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实际上反映了这一新格局①。作为大战催生的一个新国际体系，雅尔塔体系由美苏两强在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所构建，它寻求大国间战时妥协与合作能够在战后得以延续，希望美苏联手控制世界，联合国就是这一构想的具体产物。然而，这一愿望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所打破。

　　在两极格局之下，苏联作为西方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强国，其意义凸现而出。战后，苏联不仅自身成为自由一极与体系挑战者的本来意义不仅在其获得的东欧、远东势力范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更有甚者，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未能如其愿引爆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在落后国家中引起了连锁反应。随着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实践终于越出一国范围，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革命。随着美苏之间、两大阵营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猜忌逐渐加深、争执越发激烈，大国间的妥协与合作让位于敌视与对抗，雅尔塔体系很快被“冷战”体系所取代。

　　“冷战”体系之下的两极对抗，既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权力争夺，更是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换言之，“冷战”的本质含义，不在于美苏两强及其为首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利益争夺，而在于民族、宗教、种族矛盾以及民族主义、宗教政治力量等异质政治体系、两种均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我们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苏联想要传播和毁灭自由，而美国则想要阻止和传播自由。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战争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援助和文化、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国家都不得不以此划界定位。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政治运动几乎无不打上‘冷战’烙印，受制于这种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己任，全力挑战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西方阵营也竭尽所能维护自身的利益与意识形态价值，遏制社会主义的扩散。世界分成了两大对峙平行的集团和体制，两者竞争的重点在欧洲，热点在亚洲，而争夺的范围则覆盖全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国家都不得不以此划界定位。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政治运动几乎无不打上“冷战”烙印，受制于这种对抗。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并不乐观，在西方优势确立和全球化趋势加速的同时，仍存在着大量与之相对抗的解构性因素和力量，国际局势远比“冷战”时期更为混乱。回首以往，“冷战”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有序的两极架构，其间虽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局部战争，但它维持了战后40多年世界总体上的和平局面。“冷战”体系瓦解之后，一方面由于苏联一级消失带来力量结构的失衡，以及原有的一些行为规范失去了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原来被“冷战”巨石所压制着的各种矛盾与政治势力，特别是民族、宗教、种族矛盾以及民族主义、宗教政治力量等纷纷凸现，特别是原苏东地区及其控制区域，由于苏联这个权力制衡中心的消退而大多陷入失范无序状态，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总体上陷入混乱无序的动荡局面。从苏联解体、独联体15国的成立及伴随而来的各种争端到东欧国家的纷纷转型，从里海—中亚—高加索政治地缘带的引发到波黑战乱直至科索沃战争，从索马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到阿富汗内战的持续不止，从民族分裂主义风潮骤起到“断层线战争”的显现，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南美、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等等，使“冷战后”的整个世界表现出“大失控和大混乱”的基本特征。

　　在这种动荡局面中，与原教旨或相关的问题尤其引人注目。首先，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战略盟友的一些国家陷入了势力的两面夹攻。一方面，一些组织调整策略，利用合法政治参与渠道，通过参加选举等方式向现行政体进行渗透和挑战；另一方面，激进的组织则加大了暴力恐怖活动的力度和范围，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第二，一些被西方国家视为“无赖”的激进国家，特别是伊朗和苏丹，利用“冷战”后“国际秩序调整的有利时机，积极卷入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给西方的全球战略带来不小的干扰和麻烦。第三，在“冷战”后的地区动荡中，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在世界各地的政治、民族冲突中，几乎都能发现的踪影。沿着原东方阵营的边缘，带有色彩的民族冲突与政治运动普遍高涨：在巴尔干半岛有波黑内战，在外部加爆了车臣危机；在阿富汗，民兵组织迅速崛起并控制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广大地区。从北非、巴尔干到中东的“新月形”地带，以及南亚次大陆、东南亚等广大聚居区域，爆发了一系列教势力与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力量的暴力冲突，以至于人们觉得的边界在“流血”。第四，大规模移民进入欧洲和北美，不仅给西方国家的就业和社会整合带来巨大压力，而且一些激进分子钻进西方社会内部，令西方对恐怖活动防不胜防。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更让美国和西方社会感到恐怖活动就在身边。总之，随着“冷战”结束，日益凸显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以伊朗革命为代表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高潮。这次势头过去之后，世界在其他国家发生，一些国家的分子的活动也暂时平静，人们以为将会风平浪静，一些零星的恐怖事件不过是偶然的、孤立的，运动整体已是强弩之末。然而，没过多久，从8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潮再次涌起，全世界的人们感觉到了者咄咄逼人的攻势。相比较而言，“冷战”后远比前一时期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成果更多、冲击更强。

　　在阿富汗，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为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机。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如火如荼，涌现出大大小小几百个根据不同的部落、地域、教派和意识形态形成的抵抗组织，虽然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但都自称为“圣战者”，一致反对外来侵军和现在傀儡政府。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武装形成了“七党联盟”和“八党联盟”两个松散的集团，分别得到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等国家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物资、武器装备和财政援助。

　　长期陷入阿富汗泥潭，使苏联在人力、财力和外交上都非常吃力，不得不于1988年开始撤离阿富汗。苏军全部撤走后，喀布尔政权勉强支撑了两年，1992年初土崩瓦解。1992年5月，以“促进会”为首的抵抗组织接管了喀布尔政权，并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然而，阿富汗原抵抗运动各派争夺权力和地盘的斗争也变得激烈起来。各方拥兵自重，在权力分配和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互不相让，以至兵戎相见，刚从战火中解脱出来的阿富汗又陷入了内战的漩涡。

　　一旦控制了政权，一系列旨在建立“社会”的命令就发布了。他们不仅确立了教法的根本地位，而且实行极端严厉的宗教和世俗政策，在公共场所施行断肢、石击等刑罚的地方；对现代文化极其敌视，电影、电视、音乐、广播都被取缔；妇女被禁止参加任何工作或接受教育，在公共场所均须戴上面纱。同时，其他宗教被禁止，什叶派信徒遭迫害，一些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工作人员被无辜囚禁，他们还摧毁了阿富汗一些极有价值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大批文物被毁、图书被焚烧。2001年3月，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炸毁了阿富汗著名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这些举措表明，阿富汗已经成为控制下的一个极端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自海湾战争以后，组织的两极分化更为明显。越来越多的组织调整策略，改变方法，逐步放弃与政府当局对抗、不合、不合作、不参加的态度，积极参加地方和全国选举，以合法的方式融入政治进程。埃及的、突尼斯的复兴党和阿尔及利亚的拯救阵线、约旦的、突尼斯的复兴党和土耳其的繁荣党（其前身为“救国党”）都表示与“极端组织”划清界线，重视合法斗争，要通过参加选举和民主化进程扩大影响。

　　1989年4月，突尼斯举行全国选举，尽管政府对选举过程严加控制，并阻止倾向的复兴党以政党形式参加选举，然而，该组织成员仍然赢得了18%的选票，在一些城镇甚至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1989年11月，约旦举行众议院选举，行动组织在80个席位中赢得23席，并有5名成员进入内阁任职。埃及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谋求通过合法渠道登上政治舞台，它曾于1984年、1987年两度参加议会选举，成为议会中的主要反对派。1990年埃及政府修改议会选举法，限制许多政治反对派参加选举。不改初衷，转而在地方选举中争取席位。1992年它与劳工党结盟，在乡村、都市等地方选举中，分别赢得15%和5%的选票。据报道，控制着埃及22个最大专业协会，拥有几十个诊所、医院和学校。1992年10月，科威特议会的50个选举席位，主义者轻取三分之二。土耳其繁荣党在1995年底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于翌年6月与正确道路党联合组阁，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由宗教政党参与的政府，该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政府总理。在整个世界，凡是允许参加选举的国家，组织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合法的途径融入政治进程。甚至一直持激进立场的·线年来第一次议会选举，赢得8个席位，从而正式进入黎巴嫩国家政治生活。

　　阿尔及利亚在1962年赶走法国殖民者后取得独立，1963年的宪法规定本国是一个“民主人民共和国”，1967年又进一步规定阿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和人口急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长期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阵”）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国内局势每况愈下，最终出现了普遍的动荡。在国内外压力下，阿尔及利亚前总统沙德利于1989年2月宣布修改宪法，经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取消了原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不再强调实行民阵，保证了人民言论、交往和结社自由，赋予人们政治结社和罢工的权利，从而拉开了阿尔及利亚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的序幕，开启了阿尔及利亚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进程，但同时也打开了通向内战和混乱的通道。7月5日，政府又颁布了“政治结社法”，允许多党并存。在很短的时间内，正式组建和登记注册的政党达到30个，其中包括拯救阵线（简称“伊阵”）。伊阵宣称要把阿尔及利亚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提出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伊阵以寺为阵地，攻击执政的民阵，宣传社会的平等和正义，深得中下层民众的拥护，成为向垄断政权近30年的民阵发起挑战的强大对手。

　　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举行了独立30年来首次多党议会选举，4天后国家宪法委员会公布了第一轮投票结果，令人震惊的是，在选出的231个席位中，执政多年的民阵只获得了可怜的15席，“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席，无党派独立人士获得3席，而伊阵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夺得188席！阿尔及利亚新国民议会共设430个席位，余下199席的归属预定在1992年1月16日的第二轮投票中确定。显然，如果第二轮选举如期举行，伊阵很可能将轻而易举地赢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从而获得组阁执政的权力。换言之，如果不出现意外，世界将出现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阿尔及利亚将成为另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政府热烈欢呼伊阵的辉煌胜利，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尽快建立一个国家”。

　　阿尔及利亚的这次选举结果引起巨大震动。伊阵是第一个将要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组织，在国际上和世界内部，对于这一前景有人恐慌，有人欢呼。“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为了扩大战略利益，一直把推进全球民主化当作自己的一个主要外交策略，这也是阿尔及利亚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助推力之一。然而，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改革刚一动，却把强烈敌视西方的者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它向西方昭示，世界的民主化可能会导致者上台执政，可能会产生化的后果，进而威胁西方的利益，这是与其初衷背道而驰的。面对这一危险的前景，西方的民主外交陷入两难境地。

　　伊阵的选举胜利更是直接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发展，导致其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断，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暴力冲突。阿尔及利亚希望能够独掌政权，拒绝与沙德利总统分享权力，要求任命伊阵领袖迈达尼为总理，并举行总统选举；相反，伊阵的胜利也引起了阿尔及利亚各主义党、商业界、银行界、文艺和科技界纷纷采取行动，呼吁选民阻止伊阵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沙德利总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992年1月11日辞职，由军方任命的五人最高国务委员会接管政权。最高国务委员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选举，在全国实施，取缔伊阵，搜捕其领导人和成员。而伊阵则针锋相对，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军事统治。阿尔及利亚由此进入长期动荡、混乱之中。

　　自1992年1月中断民主化进程后，阿尔及利亚无可救药地走上了内部战争的不归之路。政府出动军警维持秩序，重点打击极端分子和组织，而诸如武装集团、拯救军等一些激进组织则展开暴力对抗，他们通过武装袭击、绑架、暗杀、爆炸、劫机、破坏学校和医院等手段，杀害政府和政党领导人、政府官员、军人警察、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和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它们所从事的暴力恐怖活动迄今伤及阿尔及利亚全国，绑架、暗杀了上至国家元首、外国政要、外国侨民，下至本国无辜平民。据统计，1994年在阿尔及利亚遭暗杀死伤者近9000人，纵火爆炸和破坏事件达2775起”。1992年9月，阿尔及利亚公布反对派死亡人数，1996年底，大概被认为至少有5万人死亡，而反对派则估计，至少有8万人已在这场战争中死于非命。

　　在埃及，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吸取萨达特遇刺的教训，一方面对恐怖活动坚决打击，如宣布严正令，逮捕2500名，并于1982年4月判处5名危害萨达特的凶手以死刑。另一方面，整顿国内政治秩序，实施多党民主制，广开言路，惩治腐败。因此在其第一届任期内（1981—1987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矛盾缓和，政治恐怖活动消弭。但在第二届任期内（1987—1993），内乱政治恐怖活动逐渐抬头，1990年10月，埃及人民议会议长马哈朱布博士被杀。1993年在穆巴拉克第二届和第三届任期交替之际，政治恐怖活动形成一个高潮。宣传部长萨沃夫·谢里夫4月在家门口被枪击致伤，艾斯尤特省公安警察长助理·希少将被杀，内政部长哈桑··埃萨8月18日在公务途中被炸伤；内阁总理阿提夫·西德基11月25日在上班途中遭炸弹袭击受伤。1994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海拉特将军等遭遇刺身亡。最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6月26日，穆巴拉克在参加第31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专车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街上遭到伏击。

　　20世纪80年代末，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武装斗争中，哈马斯（Harakat al-Muqawamma al-Islamiyya）“抵抗运动”的名称开始启用，它反对巴解组织主流派别法塔赫的温和立场，主张激进的路线年，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正式发布《哈马斯》，宣称自己的指导原则 是神圣的教，反对世俗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目标是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共和国，致力于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的“圣地”；反对任何一种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认为巴勒斯坦的主权属于，它是不可谈判，也是不可出让的，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除了圣战，别无他途。哈马斯除组织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举行反以、、罢工等抗议活动外，还频繁展开武装斗争甚至恐怖活动，如伏击以色列的军车、制造爆炸事件、袭击、绑架以色列军警和在西岸加沙地带的犹太定居者甚至以色列籍国内的犹太居民。1996年2—3月间以色列曾发生4起此类事件，其中3起系哈马斯所为，致使61人丧生。这些事件加深了以色列人的不安全感，是导致以色列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的一个直接因素。

　　在形形的激进组织所制造的无数暴力恐怖活动中，无疑本·拉丹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al Qaeda）的活动最引人注目。这一国际恐怖组织建立于1989年，其网络遍布全球，其公开目标是反美、反以色列和捍卫。1996年10月，本·拉丹声明：“我的兄弟，你们在巴勒斯坦和两个圣地的兄弟呼吁你们的帮助，请求你们参加反对敌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斗争。他们请求你们尽一切可能把敌人赶出神圣的土地。”1998年2月，本·拉丹签署命令：“杀死美国人及其军事和非军事盟友，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直到阿克萨寺摆脱他们的控制，直到他们的军队离开的土地，这是每一个应尽的义务。”总之，直接对美国、以色列和西方的“圣战”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直接目标。他们策划、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事件，尤其是针对美国人。主要的事件有，1998年8月，美国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几乎同时遭到袭击，造成包括12名美国外交官在内的300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00年8月，美国导弹驱逐舰“科尔号”在也门索科特拉港遭炸弹袭击，“科尔号”严重损伤，17名美国水兵死亡，数十人受伤。当然，最令人震惊的还是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成员劫持4架大型民航客机，先后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共造成4000多人死亡或失踪，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亿美元。“9·11”事件是迄今世界上策划最周密、造成损失最大的事件，一切有良知的人们都深感震惊与悲哀，国际社会也以最明确的方式表示，这种反人道的罪行决不能被容忍。“9·11”事件对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强烈冲击，引发了国际行为规则的变 化，促进了美国推出“先发制人”战略，直接导致了阿富汗战争和的垮台。然而，直到今天，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仍难以厘清。

　　“冷战”结束后，国际上许多热点问题，如波黑内战、纳卡冲突、车臣危机、克什米尔问题等，冲突的一方均涉及。这里面问题复杂，像车臣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关系；克什米尔争端则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纷争相关；纳卡冲突却从民族争斗演化为国家间冲突；波黑内战实质上是各方在争夺土地与政治权力。在这些问题面前，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许多国家，基本上众口一词，支持一方，谴责其对立面，成为各种冲突中方面强大的政治后盾。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只要出现类似的涉及的争端，就不难发现者的身影，尤其是激进派，他们从全球各地自愿赶来，展开一场跨国“圣战”。

　　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世界平添了5个新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几个国家的600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是。中亚地区自8世纪就处于教的影响下，宗教底蕴深厚。16—19世纪，随着俄罗斯人的征服，教在中亚受到打压，尤其是在前苏联统治时期，宗教势力和活动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中。苏联解体后，在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真空”面前，伊朗在世界的各种宗教力量和组织乘虚而入，纷纷展开宣教和援助活动，中亚地区长期受到压制的文化和宗教教纲开始迅速复苏。据报道，在许多办公室里，原来摆放列宁著作的地方如今摆上了《古兰经》。1989年前整个中亚地区大约有160座清线座。哈萨克斯坦的经学院，从1所发展到9所。

　　在中亚各国的复兴浪潮中，形形的组织应运而生，思想和运动也活跃起来。其中，致力于的“复兴党”最先于1990年在塔吉克斯坦成立，该党宣称“苏联社会主义的消失，已在人民中造成了精神真空”，唯有“革命可以填补这一真空”。复兴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基层组织，其目标就是在“苏联的瓦砾堆上建起一批真正的国家”。复兴党活动频繁，力量发展迅速，成立不到两年就发展到10万人，其分支机构短时期内即已遍及中亚5国，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复兴党曾一度与“民主派”联合发动政变，以武力推翻纳比耶夫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