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育制：古今中外奇招多宝博体育- 宝博体育官网- APP下载 BaoBoSports
2025-11-15 18: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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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管仲还推出了“九惠”之策。“九惠”中的“慈幼”，意思是关爱幼儿。他在全国各城市设立“掌幼”的官员，专门管理幼儿事宜，主要就是解决百姓生下儿女，在儿女幼弱时候成为拖累的问题。按规定，家里有三个幼儿的，就可以免除母亲本人的赋税。有四个幼儿的，全家都可以免除赋税。如果有五个幼儿，不但免税，国家给安排保姆，还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当然，这种福利不是终身的。到幼儿长到能够“任事”，就是懂事了，可以帮家里做一些事情了，就不享受优惠政策了。管仲这个政策不是养懒人，不是说多生娃就可以一辈子吃国家福利，而是具体地解决百姓家里因为幼儿多无力照顾产生的暂时性问题。
除了“慈幼”之外，“九惠”中还有其他相关政策。比如“恤孤”，就是对于失去父母的孤儿，鼓励熟人收养。收养孤儿也可以得到免除赋税的奖励。而且不光是找到收养人就行了，官员还要经常去巡查孤儿被收养后的情况，看孩子有没有被养父母虐待，有没有吃饱穿暖等。这些措施和生育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社会兜底的福利保障，使得百姓生活相对安心，哪怕遭遇三灾六病，自己的儿女也有国家抚恤照顾，由此生育的意愿也会提高。整体而言，管仲的政策确实是全方位提供了婚育的正向激励。
首先从政治上，把人口增减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政绩。官员为了自己升迁，就得狠抓生育。从婚姻管理上，全方位促进婚姻缔结。汉高祖刘邦规定，女子年满15岁必须出嫁，这个强制出嫁线比越王勾践制定的年龄又低了两岁。如果不出嫁，每年要缴纳130文钱的税。到他儿子汉惠帝时，这条法律更加严苛，规定15岁至30岁的女子都必须出嫁，也就是说女子嫁人之后若是离婚或守寡，也必须赶紧再嫁，否则就要交税。这次不是交130文，而是“五算”，即人头税定额的五倍，大约每年600文钱。其次，官府也会对管辖内适龄未婚的男女进行劝说，促进结婚。官府还规定了婚姻中彩礼（聘礼）的额度：“纳采礼”是“粟米二斗、麻布一匹”，“纳征礼”是“布帛三匹、钱一千”，确保大多数男子不至于因为彩礼过高而无法结婚。
汉代还对产妇给予优待。汉高祖刘邦规定，产妇免两年赋税。东汉章帝时更进一步，产妇赐“胎养谷”三斛（约150斤），相当于“生育津贴”，另外产妇免三年役，相当于“产假”；丈夫也能免一年役，相当于“陪产假”。汉末更把谷子换成了纯米。汉章帝时还规定，对孤儿或父母无经济能力抚养儿童的家庭，按照《九章律》给予特殊的照顾。汉灵帝时，骆俊担任陈国的宰相，百姓生下孩子，骆俊常派人送去粮食和肉食作为补贴。百姓都十分感激，所以陈国的许多新生儿被取名为“骆”。
西晋初年，因为经历汉末三国乱世，人口只剩一千万。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公元273年）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女孩子到了17岁，如果父母不将她嫁出去，那么官府就强行给她找婆家。南北朝更夸张。北齐皇帝高纬在武平七年（公元576年）发布规定：“括杂户女年二十已（以）下、十四已（以）上未嫁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要求年龄在14岁至20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婚配征集，若家庭隐匿不报，家长将被处以死刑。
宋代经济发达，把通过社会保障促进婚姻做到极致。大文豪苏轼当地方官时，常常给生孩子的穷人送大米当补贴。宋高宗颁令，禁止民间不生娃，如果穷得养不起的，官府提供补贴供养，还能免除丈夫一年的徭役和人头税。为了保证这个政策落地，各地设立了“举子粮仓”“举子钱库”，这里的“举子”即“养育孩子”，以此来扶持生娃的穷人。仓库来源除了财政拨款，还有富商的捐赠。宋理宗时，在全国范围内设慈幼局，雇佣专职奶妈，收养社会上的弃婴。弃婴长大后，也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孝敬这些奶妈。宋朝时，政府为了宣传多生孩子，还经常安排人画婴戏图，相当于当时的宣传画。这些画通过描绘孩童嬉戏场景展现童真趣味，有多子多福、生活美满等寓意。
明代朱元璋颁布的《大明律》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便可婚配。贫困家庭生娃后也可获得政府的钱财、粮食等补贴措施。古代制约生育的一个很大因素，是繁重的人头税，导致多生孩子要多交税。清代康熙后期颁布圣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意思是人头税额度从此固定，不再随着人口增加而多收，于是穷人敢多生了。雍正在位期间搞“摊丁入亩”，把原本的人头税摊到田赋里，没地的穷人完全不用再为生孩子交税。由于这些措施，加上红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入，使清朝人口巅峰由之前的一亿人左右，突破性增长到四亿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