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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02 19: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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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在许多正式场合被刻意回避；在多种语言中，它甚至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或一种轻蔑的代称。农民本身，被视为一种令人尴尬的残余，是“进步”的对立面。无论左别，西方的思想家们都曾宣称：一个社会若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农民。亚当·斯密期待农民能让位给地主（届时“土地……将得到大幅度的改良”），而卡尔·马克思则预见到他们将被现代的管理所取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农业生产终将被大资本与重型机械所垄断，而城市将吸纳绝大多数的人口。
成功的统治者——例如印度、埃及、阿拉伯世界、埃塞俄比亚、西非以及安第斯地区的统治者——都曾通过修建水利工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保障农产品的价格、在歉收时救济民众、以及管控商人、中间商和土地投机者等方式，来积极地培育本国的农业经济。欧洲的殖民主义摧毁了许多此类体系；而在亚洲和非洲，后殖民时代的政府，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便是重建这些体系。在20世纪的拉丁美洲，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追求农业民主的运动不断地与土地寡头集团以及联盟进行着艰苦的对抗。
在1980年之前的数十年间，众多发展中的国家都曾实施过毫不妥协的、激进的土地改革。政府重新分配了土地，确保了农民能够获得确权的土地，并保护他们在陷入困境时免于被迫出售土地。种子，成为了关键的国家资源；各国纷纷建立起种子库和研究中心，以保存本国的种子遗产、培育高产品种并保障其供应。政府还对农产品市场进行了规范，设定了最低的收购价格，并常常充当最终的采购方。在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最佳实践中，这些策略同时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农业的整体产量。
这并非意味着全球市场正在用一种更“现代化”的技术来取代小农的耕作方式。确实，在某些作物的领域，大型种植园已经取代了小农的经营。例如，小麦的生产可以借助机械化实现大规模、低人力投入的种植，但这通常伴随着高强度的化石燃料与化肥的使用；此类技术已经从墨西哥、乌克兰蔓延至哈萨克斯坦和印度。油棕的种植亦是如此：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小农被迫失去了他们的土地，随后又以雇工的身份，重返那些由大型企业经营的油棕种植园。
农民不仅掌握着关键的生产技能，在许多企业眼中，他们甚至是理想的合作伙伴——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规模小、政治影响力弱且易于被胁迫。在某些领域，企业甚至发现，农民出于对土地的忠诚，会持续进行亏损的经营，而这反而成为了企业盈利的来源。因此，新自由主义对乡村的重组，并未消灭农民阶层。恰恰相反，农民被进行了重新的法律化定义，以实现所谓的效率与利润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那些曾与本国民众共同对抗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常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势力）的国家，纷纷倒戈，转而与大资本结盟，共同对抗本国的农业大众。
新自由主义乡村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将全球的农民转化为农业企业的消费者。种子问题是其中的核心：在世界贸易组织产权保护的旗号下，国际基金会和各类资助机构说服了发展中的国家，将传统的种子保存与交换行为定为非法，并拆解了国家级的种子库。农民因此被迫依赖于企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往往仅能使用一个生长季，无法像传统种子那样留作来年播种。许多国家的小农户纷纷抗议，他们由此丧失了“种子主权”与生物多样性。例如，在加纳，数千名农民曾激烈抗议2013年的《植物育种者法案》——该法案通过将留种用于次年播种的行为定为犯罪，来维护农业企业的利益；该法案在巨大的抗议压力下被迫撤回，却又于2020年更名后被重新提出。
企业种子的支持者们，常常援引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实验室与基金会主导的“绿色革命”作为其成功的例证。那场革命以转基因的高产种子为基础，并辅以密集的灌溉与化肥施用。然而，其遗留的问题确实令人质疑：在印度“绿色革命”的发源地旁遮普邦，农田饱受化学物质的污染，地下水层严重枯竭，农民们则陷入了一个成本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然而，在气候危机的时代，农民们正迫切地寻求更具抗逆性、更高产量的种子。随着替代性种子来源的消失，企业迎来了它们的暴利时期。如今，拜耳（德国）和科迪华（美国）掌控着全球80%的转基因种子专利。而种子又与企业化的化肥和农药紧密相连。
气候变化迫使许多农民需要多次进行补种，这大幅推高了他们的耕作成本。由于子女教育等常规开支也急剧增加，他们不得不通过借贷来填补现金的缺口。大多数政府都设有农业信贷计划，但一部分农民因为缺乏抵押品和书面材料，而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贷款。另一些人则很快耗尽了自己的信贷额度，不得不另寻其他的借贷渠道。因此，农村的放贷人在亚洲和非洲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他们通常会收取每月10%或更高的利息，其放贷行为往往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
例如，加纳在1947年设立了市场垄断机构，以保障可可农能够获得公平的价格。而如今，这些机构却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来诠释所谓的“国家利益”——它们通过压低价格来形成一种补贴，而其受益方不仅包括国家，还涵盖了出口商、加工商以及最终的巧克力消费者。在2023至24年度，国际可可的价格一度飙升至每吨12000美元，但农民的收入却被政府的定价所牢牢限制，该价格在每吨1800至3000美元之间波动。国际糖果巨头与西非国家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互动虽然复杂，但其结果却显而易见。在上世纪70年代，可可农户可以获得成品巧克力最终价值的50%；到了8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16%，而如今，可能仅剩下区区的6%。当全球巧克力产业的价值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时，这些国家的部分可可农户，其年收入却不足300美元。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产业，曾为西非各地的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今却成为了向欧洲输送移民的重要来源地。
新自由主义乡村改革的第三个目标，是农民的土地。与城市中流行的主流观念相反，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渴望保有自己的土地。我曾问过一位印度的棉农：既然连种植的成本都难以收回，还需要从事其他的工作来补贴亏损的农场，为何还要坚持从事如此辛苦的劳动？为何不干脆卖掉土地，转而去做更赚钱的行业？“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他回答道，“你会卖掉自己的母亲吗？”这种情感被无数的农民所共鸣——对他们而言，土地不仅仅是经济的保障，更是承载着家族的传承、先祖的记忆与未来世代的根基。
然而，在许多国家，出售农田不仅不受鼓励，反而面临着重重的阻碍。埃及、印度、墨西哥等国在1950至1960年代推行的亲农政策——例如禁止大规模的土地持有，禁止将农田转作他用——如今却导致了农村土地市场的持续萎靡和价格的低迷。农民即便能够卖掉土地，所得的资金也往往不足以让他们在别处开启新的生活。因此，农民们往往会选择继续耕作。即便土地因代代相传而不断缩减，直至难以维生的地步；即便土地因长期缺乏投入而逐渐退化；即便农场的收益最终转为负值——他们仍然会坚持耕种，不愿让祖辈的土地荒芜。农场因此不再是收入的来源：它仅仅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一个家庭的根基和一种归属感。围绕着这片农田，农民们创造出了一种超现代的经济模式：他们在工厂轮班打工来补贴耕作，派遣家人到海外从事建筑工作，或是在本地经营运输与服务业。如今，许多农民的生产，实际上依赖于这些外部的资金来支撑，其运转方式如同一种常年亏损的公共服务。你在柬埔寨的村庄里看到的那些色彩鲜艳的新墙面，并非是靠着本就不存在的稻米利润建造的，而是源于家人在韩国的工厂里辛苦劳作后寄回的汇款。
当农田被转作他用时，其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在巴西、柬埔寨、加纳、印度、菲律宾等众多国家，农民遭到强制征地，他们的土地被改作大型种植园、矿场以及旅游项目。此类驱逐常常由国家机构亲自执行；在埃塞俄比亚、洪都拉斯等地，抗议的农民方的监禁，甚至被枪击。全球广大的乡村地区，同时正陷入一种犯罪化的进程，农民还不得不与各种暴力的非国家武装势力进行竞争。例如，在秘鲁和哥伦比亚的非法采金者、在缅甸的木材与矿产投机者、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占据矿藏的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准军事组织，其最主要的受害者，正是当地的小农。在这些动荡中涌现出的矿场，常常以氰化物等剧毒化学物质污染剩余的农田，从而进一步摧毁了小农的经济基础。
农民阶层的日常敌人，与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敌人是相同的：气候变化。它带来了气温的上升、干旱的频发、风暴的愈发猛烈，以及诸多季节性的异常现象。雨水不再在播种的时节如期降临；反常的暴雨则会摧毁庄稼，并助长虫害的蔓延。农民真正需要的，是-大规模的气候变化适应计划，其核心在于转向其他的作物品种和作物类型。然而，这种适应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场需要进行改造，需要新的植物种源，更需要为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败预留出缓冲的空间。在上述的情境下，大多数的农民都无力筹措必要的资金，这几乎是必然的。
传统上，农民通过蔬菜的残渣、人畜的粪便、腐烂的皮毛等有机物质，来为土壤补充养分。而如今，大多数的农产品都被销往了城市，这些有机物转而成为了城市的污水和垃圾——土壤的养分，只能通过化学肥料来恢复。长期如此，土壤的肥力在持续地衰退。在我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曾亲眼目睹农民因化学投入物破坏了他们的农田而痛哭流涕。与企业不同，农民无法对某一片土地的枯竭而漠然置之，然后转而另觅新的田地。这片土地是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他们不仅留下了土地，更传承下了一份神圣的责任。
当今世界，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储备正遭受着如此严重的破坏，这理应引发我们极大的警觉。如果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农民经济体系宣告崩溃，我们的粮食体系也将随之瓦解。鉴于其所涉及的人口之庞大，即便只是微小的生态恶化，也可能迫使数以百万计的新难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预测，到2050年，气候难民的数量可能介于2500万至10亿之间——具体的数字，将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这些人很难在办公室或工厂里找到谋生的工作。历史经验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迫以暴力手段来维生，加入那些依靠走私、绑架和勒索来维持的武装团体。全球的政治平衡，已然脆弱不堪。
农业企业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包装成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大型食品公司的网站上，展示着身着企业制服的、快乐的种植园工人，并宣称自己正致力于发展“可持续”或“再生”的农业。麦当劳、拜耳、玛氏和百事等公司，均参与了“可持续市场倡议”旗下的农业企业工作组，该组织宣称其旨在构建一个更可持续且更具韧性的全球粮食体系。拜耳的首席执行官在2022年曾解释道：“唯有整个行业共同加大努力，推行再生农业的实践，我们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抵御气候变化的一道关键缓冲。农庄能够将生物化学的废弃物循环还田；许多农民更能够从自家的农场中，获取他们营养所需的大部分。农民直接管理着地球上约10%的土地——这一面积相当于所有城镇总面积的五倍——这为我们对抗企业的掠夺主义和短视行为，提供了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他们还守护着关于土地、气候系统以及动植物之间互动的关键地方性知识。农民阶层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之一，我们若想繁荣发展，就必须对这一阶层进行投资。当这个阶层富裕且富有创新力时，它将保护我们免受自然系统更严重的破坏；而如果他们陷入贫困与恐惧，最终将被迫集体离乡背井，那将引发多重灾难性的后果。